近代唯識學的復興

清季末葉， 佛法衰微， 不絕如縷， 几瀕於滅亡。 同治年間， 洪楊之亂以後， 江南文物蕩然無存， 欲求一冊佛經而不可得。 安徽池州楊仁山居士， 聯絡同志， 創設金陵刻經處， 刻印佛經， 數十年間刻印佛經兩千余卷， 流通佛經百余萬冊。 并自日本搜購得我國散佚經書三百余種， 其中包括唯識宗注疏在內， 為之刻意提倡。 他門下弟子中， 精於唯識的若歐陽漸、 梅光羲、 章太炎、 孫少侯、 李證剛、 蒯若木等， 為數至多， 由於以上諸賢的提倡， 唯識之學漸趨復興， 入民國後， 研究唯識者日多， 蔚為風氣。 尤其民國十余年後， 在‘南歐北韓’的提倡下， 更為蓬勃發展。 特別是在民國二十年代之前， 太虛大師在武昌創辦的武昌佛學院， 與歐陽竟無居士在南京支那內學院， 兩佛學中心間時有法義之诤， 尤以關於唯識一宗為然， 在這段時間內， 學界人士研究唯識， 蔚為一種風氣， 唯識學蓬勃發展， 至抗戰爆發而復趨於沉寂。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 台灣光復。 台灣在日人統治期間， 佛教唯禪宗的臨濟、 曹洞二宗， 及日本的淨土真宗為盛， 無人復知唯識之名。 三十八年後， 大陸佛教緇素大德避亂來台， 慈航法師倡之於先， 默如法師繼之於後， 居士中如方倫、 張少齊、 楊白衣等， 均有著作出版。 此後數十年間， 僧侶教育發達， 唯識學為必授的課程， 唯識學於焉復興。 但復興的是‘唯識學’， 大乘八宗之一的‘唯識宗’， 則已失去其傳承了。 九劃